张维迎:詹姆斯·莫里斯的学术遗产既是思想性的,又是方法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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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04

莫里斯教授对“隐藏知识”理论的贡献主要包含在他1971年发表在《经济研究评论》(ReviewofEconomicStudies)的“最优所得税探讨”(AnExplorationintheTheoryofOptimumIncomeTaxation)一文中。

埃德蒙·费尔普斯()在看到这篇文章的初稿时就认为,仅此一篇文章,莫里斯就应该得诺贝尔奖。

(埃德蒙·费尔普斯是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这篇文章是研究最优收入税的。 我们知道,政府征税时如果了解纳税人的能力差别,就可以根据能力对不同的人征收不同的税,这样既保证了社会公平又保证了政府所需要的收入,也不损害效率。

但在现实生活中,政府对谁有能力,谁没有能力是不太清楚的。 当能力不可观察时,只能根据收入征税。

但如果对高收入的人征高税,高能力的人就会假装低能力,使政府征不到税。

因此,由于信息不完全,政府的税收行为就会受到很大制约。

而莫里斯想探讨的,就是政府在面临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如何设计最优税收体制,这个体制必须诱使有能力的人不假装没能力。 学术遗产永存有意思的是,最初在研究最优收入税的时候,莫里斯想证明对高收入应该多征税。

这在完全信息条件下是对的。 但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一个人假装低能力要比假装高能力要容易得多。 因此,他得到一个与最初的设想相反的结论:最高收入的边际税率应该为0,也就是对最高能力的人的边际收入应该不征税。 原因在于,为了了让人说真话,有私人信息的人必须享有一定的信息租金,否则,逆向选择使整个社会的福利降低。 让人说实话的办法是保证说实话时的收益不小于说假话时的收益。

这个结论对后来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有很大的影响。

更一般地,在一个由不同类型的人(如不同能力或偏好的人)组成的社会中,是否有相应的条件可以把不同的人区分开?或者说,信息经济学讲的分离均衡(separatingequilibrium)存在的条件是什么?比如,在就业市场上,雇主并不知道雇员的能力,只能观察到求职人员的学历。

那么,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学历能成为能力的信号?信息经济学中,这个条件被称为斯宾塞—莫里斯条件(Spence--Mirrleescondition),MichaelSpence因此贡献荣获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它指的是,收入和教育之间的边际替代率对不同能力的人是不同的,因为不同能力的人在接受相同的教育水平时所付的成本(包括金钱的和非金钱的)不一样。

一个聪明人上学时很快能学会相应的知识,通过资格考试,所以上学对他相对愉快一些,而一个智力偏下的人,学习起来就比较吃力,甚至很痛苦。 所以,有能力的人更愿意接受教育。

正因为如此,学历会显示一个人的能力,即使并不提高他(她)的能力。

像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尽管学的东西未必有实用价值,但也许是一种迫不得已的筛选人才的制度。 除信息经济学外,莫里斯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多重要建树。

最著名的是他对公共财政理论(publicfinance)的贡献。 前面提到的他1971年的文章是所得税方面最经典的文献。

同年,他还和美国经济学家彼得·戴蒙德()合作,在《美国经济评论》连续两期发表了《最优税制和公营生产I:生产效率》((OptimalTaxationandPublicProductionⅠ:ProductionEfficiency)和《最优税制和公营生产II:税收规则》(OptimalTaxationandPublicProductionⅡ:TaxRules)。 这两篇文章扩展了20年代剑桥的一位经济学家拉姆塞(FrankRamsey)的最优税理论,提出了“Ramsey-Diamond-Mirrlees税收法则”。 2011年《美国经济评论》评出了创刊100年来发表过的20篇最佳20(top20papers),这两篇榜上有名。 彼得·戴蒙德201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莫里斯教授在福利经济学、增长理论、项目评估方面也有重要贡献。

比如,他与福利经济学家利特尔()合作写了《发展中国家的项目评估和计划》(ProjectAppraisalandPlanningforDevelopmentCountries),其中发展的许多方法至今还属经典。

这里很值得一提的是,莫里斯的大部分研究属于规范经济学而非实证经济学,但他得出的结论却是非常基础性的,对实证经济学有重要影响。

比如,1974年的那篇重要论文的题目是《关于福利经济学、信息和不确定性的笔记》(NotesonWelfareEconomics,Information,andUncertainty)。

文中假定政府的目标是最大化社会福利函数,但由于考虑了政府面临获得企业、家庭等市场主体具体信息的困难,他做出了对信息经济学的开创性性贡献。 再如他1971年有关最优收入税的研究,以及后来有关税收与家庭规模的关系,税收与人口的关系,扭曲经济下的政策问题等方面的研究,都属于规范经济学。 莫里斯的研究出发点是政策导向的、具体的,但得出的结论是非常理论性的、一般化的,触及到了社会经济制度的深层问题。

这或许就是他说的“thinkbigandworksmall”(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吧。

而且,他的理论很深奥,没有一定的数学功夫难以读懂。

但他不把自己定义为理论经济学家,而是定义为一位“应用理论学家”(anappliedtheorist)。

他对信息经济学的贡献可以说是他研究公共财政和福利经济学的副产品。 莫里斯教授发表的论文不算多,但几乎每一篇都可以说是经典性的、高质量的。 我1990年初到牛津大学读学位时,曾与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家聊天,问他牛津大学谁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不假思索就说:詹姆斯·莫里斯!当时我并不理解,因为莫里斯并不是一位高产的经济学家。 他说,是的,但篇篇经典!这与罗纳德·科斯相仿。

细读莫里斯的文章,确实感到他行文的大师风范,虽然字面上很随便,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已经包含在其中了。 我想,这是他的文章所以被称为经典的原因所在。 詹姆斯·莫里斯走了。

但他的学术遗产永存!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本文来源:财经。